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2018-08-27 09:26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过。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 1929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 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 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 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 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